手机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，严重扰乱了人们的生活，也给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。原先人们认为疫情冲击是局部的、暂时的，随着全球疫情蔓延，现在看来疫情带来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、长期性的。为此，5月14日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。针对疫情冲击对我国供应链带来的影响，究竟该如何看?怎么办?
疫情持续蔓延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影响
疫情持续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全球供应链网络。全球供应链的良好运作，依赖于上下游企业的精准分工和密切协作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卡顿，整个链条都将陷入梗阻。前期，因我国不少企业生产中断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;当前，疫情快速蔓延导致全球范围内大面积生产中断、物流阻滞、需求下跌，全球供应链遭受重创。目前看，疫情致使不少国家经济遭遇“休克性”停摆，供应链全面恢复已非一国力量所能为。
产业分工越细供应链体系越脆弱，汽车、电子、机械等链条长且复杂的行业受冲击最大。近30年来，全球经贸格局已由最初的市场分工、产业分工走向价值链分工。在此过程中，产业价值链分工越细、链条越紧密，资源的配置效率越高，同时供应链也就越脆弱。从主要行业门类看，汽车、电子、机械等供应链长且复杂，高度依赖专业化生产和全球范围的分工合作，疫情冲击下停工停产现象较普遍。
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承压，供应链全面恢复需要较长时间。此次疫情中，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受到严重冲击，其影响必定更为复杂且持久。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，几乎都处于产业链中上游，对供给端影响极大，表现为生产中断、物流阻滞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。同时，由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贡献了全球约65%的终端需求，疫情冲击正在从初期“供给抑制”演变为“需求萎缩”，表现为消费低迷、订单减少、国际贸易断崖式下滑。疫情冲击下供给和需求双向承压，必然导致“滞胀”风险上升，刺激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，供应链全面恢复也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。
疫情冲击不会改变国际“大三角”循环，但将加速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。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，欧美国家既是主要消费市场，也是上游关键中间品提供方;中国等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制造基地;拉美、俄罗斯、中东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，三者之间形成了“大三角”循环体系。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，是市场规律下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、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，简单地人为调整或转移供应链不仅违背产业规律和效率原则，还要付出巨大成本。同时也要看到，受灾害事件频发、中美经贸摩擦等事件影响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开始反思当前供应链模式的弊端，在供应链效率和安全的权衡上更加注重安全，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已悄然加速。
我国供应链面临三大挑战
当前，我国供应链存在三大脆弱点：
一是一些关键环节受制于人，供应链韧性不足;二是较多地依赖组装加工，供应链根植性不强;三是高端环节缺乏控制力。
疫情多点爆发形成连锁反应冲击供应链体系，我国部分重点行业供应链面临“中断”风险。我国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，但欧美国家疫情依然严峻，东南亚、南亚、拉美、中东等地区可能演化为全球“第三波”疫情。预计疫情对欧美、东南亚等地区经济的影响可能在第二季度才能充分显现，一旦出现大面积停工停产，我国关键中间品的供应将被迫中断。根据各行业企业平均库存、对全球化分工依赖程度等情况综合判断，若全球疫情持续到第三季度，我国汽车、电子、机械、家电、机器人等行业上游基础材料、核心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可能会出现断供，部分整机或整车企业可能面临再度停产。
疫情和外部环境变化形成叠加效应影响供应链稳定，我国供应链关键环节面临“外迁”风险。疫情持续蔓延使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脆弱性被放大，并与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共振叠加，部分领域供应链“去中国化”风险加大。一方面，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疫情夸大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可能产生的风险，极力引诱制造企业“回流”。另一方面，新兴经济体希望趁中国供应链受阻之际，吸引跨国企业转移，更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。综合判断，大规模的供应链“外迁”近期不会发生，但可能会加剧某些行业或生产环节的转移风险。
疫情持续蔓延产生重构效应冲击供应链格局，我国供应链全球地位面临被“削弱”风险。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承压之时，也是地缘政治深刻变化的敏感时期。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疫情持续蔓延带来的“休克”停摆以及各国独善其身的应对方式，助长了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，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重构，进而对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造成不可逆转的“伤害”。
从跨国企业看，有的已开始考虑由多元供应商替代单一供应商，扩大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供应渠道，生产基地更加靠近最终消费市场，以分散供应链“断供”风险。
从重点国家看，在供应链安全与效率选择上，各国更加注重安全性，积极推动在接近本国的区域布局更完整、更安全的供应链体系。
长期看，全球供应链多元化、区域化进程加速，将冲击我国在全球供应链格局中的枢纽地位，须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
优化我国供应链布局的对策措施
疫情在全球蔓延给我国供应链带来巨大挑战，但也是我们主动调整优化供应链布局的重大机遇。必须坚定不移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在更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，不断提升重点行业供应链韧性、根植性和控制力。
实施国家供应链创新战略。供应链竞争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阵地。我国也主动顺应这一趋势，将供应链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，系统部署“补短板”“拉长板”“筑底板”，打造完整、高效、开放、安全的供应链体系。
补短板方面，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，充分调动市场机制作用，瞄准关键领域基础研究、共性技术、核心零部件等薄弱环节，加大投入力度，加强协同攻关，提高供应链韧性。
拉长板方面，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制造能力、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超大规模人力资本优势，支持优势企业在低成本创新、高效率制造、综合集成、快速交付等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，培育供应链领先企业，创造非对称竞争优势。
筑底板方面，建立国家供应链安全防控体系，完善关键领域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，确保关系国家安全、对国家经济命脉有重要影响的供应链安全可靠。
加强供应链分级分类管理。以确保供应链安全稳定为主线，开展重点领域供应链风险评估评价，分析评估供应链各环节、重点企业等情况，制定差异化的对策措施。
对汽车等可能遭受“断链”风险的行业，在推动产业链协同有效复工同时，协助企业建立多边采购与后备供应风险管理机制，提升供应链弹性。
对集成电路等可能遭受“断供”风险的行业，支持企业实施供应链备链计划，推进供应链的多元化，部署推进重点产品国产化替代方案。
对装备制造等可能遭受“回流”风险的行业，通过激发内需市场、营造良好生态、提高供应链效率、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措并举，增强产业根植性。
对纺织服装等可能遭受“分流”风险的行业，千方百计留住供应链核心环节，推动全产业链加快向研发、设计、品牌、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升级。
建立健全供应链救济帮扶机制。以畅通供应链为着力点，在生产组织、供需对接、中小企业等方面下功夫，提高产业政策的精准度和实效性。
生产组织方面，重点围绕机械、电子、汽车等可能“断链”的行业，对全国各地的生产资源进行临时性重配与行业内统筹，帮助企业解决原材料供应、技术合作、物流、融资等难题，促进上下游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。
供需对接方面，面向家电、汽车、钢铁等需求下滑明显的行业，支持企业构建供应链协同平台，推动供需信息对接、采购协同和制造能力共享，支持绿色智能商品以旧换新，拓展出口产品内销渠道。
中小企业方面，协助企业解决防控物资保障、原料供应等问题，确保企业正常生产;对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，实施税收减免政策;对融资能力低、现金流脆弱的中小企业开展短期贷款，解决资金周转压力。
打造区域供应链命运共同体。顺应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发展趋势，主动调整优化供应链全球布局，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。
一是推动东亚地区供应链网络更加顺畅和高效。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，加强协作与信息沟通，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，改善贸易物流设施，提高透明度要求，消除或减少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壁垒。
二是强化“10+3”供应链深度合作。大力推动与东盟的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”，进一步减免关税、取消壁垒、畅通贸易、促进投资，相互开放市场，持续提升中日韩及东盟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，主动引导失去比较优势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国家，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和安全。
三是推动建立“一带一路”供应链共同体。通过境外直接投资、重大工程承包、境外产业园建设等措施，深化沿线国家产能合作，鼓励企业设立境外生产基地、分销网络、物流中心等，提高全球范围内供应链协同和配置资源的能力，缓解区域供应链需求和供给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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